我在旅游上的兴趣与写作

我对旅游的兴趣，产生得很早。

大概，我略懂人事时，就朦胧地怀有出外游历的愿望。记得在“五四”运动之前，我十二、三岁时，我出生和居住的公平镇（人口不满万人的小市镇），一时受到附近乡村居民械斗的威吓，家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，把我送到距离市镇约三十里路程的乡村去躲避。那村子是我们祖上的居住地，人口约二、三百人，全村住户都是姓钟的。大家都是以种田为生业的农户。村前是平原，村后排列着高低不平的山岭，当然是树木丛生的，我本来是生长在小市镇的，环境跟这里差别很大，不管在自然风光方面，或社会人情方面，都是如此。因此，这时不免产生一种新鲜的感觉，涌起一种特异的心情。当时我已学会写作旧体诗（律绝之类），在当前的环境之下，自然要产生吟咏的要求。于是，我写作了几首诗歌。后来在杭州写作游林和靖墓园的散文《怀林和靖》时，记得还追录了早年在农村时所写的那些诗篇。

总之，我对旅游感兴趣，并对它进行有关的写作，是由来已久的。产生这种事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？现在想起来，大抵不外以下两点：

其一，是由于不满足于当时所处的周围局促的环境，因而萌生了突破樊笼的要求。我当时所生活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，是很狭隘局促的，而我又已经开始懂得些人事。因而希望能够开阔视野，吸些新鲜的空气。这种自然的要求，是许多青少年都会感到的。不过，我当时也许更加敏感些罢了。

其次，古典文学作品的启发，我当时已经读了些古典文学的著作。古典文学中，记述山川、古迹的作品，不仅相当多，而且有许多富有魅力的篇章。我已经读过郦道元、柳宗元等作家的山水记及宋明一些作家的这方面文章。这不仅逗起我的旅游兴趣，也引导我热心于这方面的写作。

由于少年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兴趣和写作活动，以后随着年龄的长大、教养的增进和环境的便利，这方面活动就更加发展，结果成为我生涯和写作上一个显眼的倾向和途径了。它也就是我比起一些学者和作家来，这方面的写作占有一定份量的缘故吧。

我过去悠长的人生经历中，在旅游和有关写作方面，除了上述少年时的经历外，还有许多有关的活动。为了对读者提供一些参照的材料，在这里，我不妨略作简略的叙述，其中比较重要的大约有三次。

首先，是西子湖畔的抒情散文。1928年8月，由于一桩“学术罪案”，我被迫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，到远离家乡的杭州去工作——教书。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绪都不好。但是，那近在身边的西子湖，却以她强烈的魅力逗引着我。从1928年秋到1930年左右，在那里，我除了应付教学和学术的活动外，就把西湖的自然景光和人文古迹，做为我精神的寄托所和避难所。海边观潮，山中赏雪，对英雄、隐士的遗迹徘徊凭吊。结习难忘，自然写了许多描述的散文和吟咏的韵语。严格地说，主要的作品是前者——抒情散文。同时并把它编辑成书刊行，那就是《西湖漫拾》（1929）、《湖上散记》（1930）一类的集子。它是我全生涯中写作旅游文学的一个高峰期。以后，由于心情的变化和学艺重点的转移，这种写作游记文学（散文方面）的兴致就很少同程度地再现了。

其次，是战地巡礼和报告文学。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（1938），我原来在桂林一个由江苏迁来的教育学院教书。但是，形势迫得人不能安心教学，加以友人的热情邀请，我便撂下教鞭，奔赴广东前线（第四战区政治部）去工作了。1940年春，战区军民抗敌获得一次胜利（当时报刊上称为“粤北大捷”），我跟杨晦、黄药眠等文艺界的同志，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，到清远、翁源等地去慰劳抗战军民，并收集斗争资料，以便写作一套抗战文学。在预期的写作上，我们分了工，我是担任写作报告、散文的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巡礼，我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凶暴的遗迹，了解了军民英勇抗敌的状况，特别是强化了民族抗争的正义感情。那年中秋节前，我们从前线回到临时省会所在的韶关。我摆脱了一切次要事务，笼在那临时构搭起来的茅草棚里，奋笔写作了几篇报告文学作品，那就是所收的《牛背脊》、《银盏坳》、《石桥塘》等篇章。战地巡礼，自然与一般的旅游性质不同。因为它是负有严肃的任务的。但是，它同样使我离开自己原来的书斋或办公室，去到陌生的地方，接触新的自然和人事，并且要用所见闻的事情，通过自己的情思，以一定的文字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。像这样的情形，两者是有些近似的。总之，报告的散文文学，尽管与一般闲适的旅游作品有差异，但它到底是一种文学作品。这是无可怀疑的。从我个人的心情说，我还是特别偏爱文学中这类作品的。

再次，奔驰南北的旅怀韵语。1976年9月，横行十年之久的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终于结束了，雨过天晴。拨乱反正之后，民族的生命回复了健康，民族的文化恢复了活力。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，这两句简单的话，给予了我们的学术、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多少力量啊！我从被禁锢的环境中解放出来。为了恢复和发展我们民族和广大人民大众的科学、文化（民俗学、民间文艺学），虽然我年龄已过古稀，但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为这种神圣的事业而鞠躬尽瘁。从1978年到1990年间，我的足迹几乎走遍祖国的东西南北。我奔走的具体目的，是出席地方有关学会的建立，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，为当地的讲习班讲课……这些活动，是客观需要的，也是颇有成效的。在参加各种工作之余，不免观赏当地的自然景光，凭吊当地的历史古迹，以及参观各种社会、文化机构等。眼光接触各种现实，自然要唤起吟咏活动。在这些时期里，我前后写成了几组诗歌作品，有的在当地报刊上发表，有些还汇编成小册子，如《兰州吟卷》、《成都杂咏》、《黔南行诗词稿》、《齐鲁行诗稿》等。这些作品写作时间较长，文体大都是韵语，它们恐怕在我的诗词写作中，是占了一定份量的。

除上述的重点写作外，还有一些比较小量的旅游组诗。如30年代的东居杂诗，1956年的西北旅游诗钞等，就不再一一琐述了。

总的看来，在我过去不短的生涯中，除了从事主要的工作（教学、研究）外，我在旅游和相关的写作上，是花去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的。因此，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一些笔墨成绩。

对于这些成绩，应作怎样的解说、评价呢？我想那是批评家或读者的任务。我这里只想说明一点，就是这些因旅行而写作的诗文，跟我过去所写其他文艺作品一样，它是显然有前后期的差别的。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？那就因为我生活、思想前后有变化的缘故吧。

这个集子《履迹心痕》既然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公开出版了，它就成了“社会的存在”。我希望我这些不大成器的写作，在传播过程中，对读者、对社会多少能够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——不管在内容方面，或表现形式方面。